士正人、知識分子和意識形態
作者：吳寧（中山年夜學人文高級研討院）
來源：《原道》第32輯，陳明、朱漢平易近主編，湖南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出書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仲春初五壬子
耶穌2018年3月21日
一、士正人是對儒家幻想型人格的歸納綜合
士、正人皆以社會位置和政治職位而言。會議室出租“士”的原初含義是指成年男人或官名，“正人”則為貴族男人之通稱，有時也會與君子或野人對舉。至年齡戰國，作為最低級貴族的士亦漸成“四平易近”之首，正人的倫理意涵也開始加強。
孔子不僅經常討論正人，往往也說起士。士和正人的概念有時基礎上是重疊的，可以說士是有志于成為“正人”的讀書人。在許多情況下，士和正人皆可指有才德之人，所以，在《論語》里，除了正人私密空間與君子或野人相對而言的場合外，正人和士多數時候可以換用。故而后世遂將士與正人合二為一，例如《禮記•鄉飲酒義》謂“鄉人、士正人，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荀子說，“士正人不為貧窮怠乎道”（《荀子•修身》）瑜伽教室；唐代韓愈提到，“士正人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昌黎集•諱辯》）士和正教學人合稱士正人。此外，亦有所謂士年夜夫之名，但士年夜夫擁有官職，士正人則未必，是以士正人是個適用范圍更廣的稱呼。從規范的意義上講，士正人是對儒家幻想型人格的歸納綜合。
孔子對士、正人的概念的轉換，使之不僅成為一種倫理評判的標準，並且還瑜伽教室是道的身體力行者，“士志于道”，即努舞蹈教室力于價值系統，這又是經由學來實現的，故“正人學乃至其道”，可見士正人恰是通過學而成為文私密空間明的守護者和道的承載者。孟子更提出“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唯士為能”之說，進一個步驟彰顯了士正人的獨立人格和品德主體瑜伽場地性。《詩》《聚會場地書》《易》之論士正人，往往多從其社會位置和政治職位而言，《論語》對正人的討論則兼具“德”“位”兩義，而更著重于“德”，這一年夜調整對士正人人格的推重，遂成為中國文舞蹈場地明區別于其他文明的特征之一。
孟子認為，“正人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士正人把品德品質視作“性”，是因為其端緒在人，能通過本身修養進行小樹屋擴充而而得以完整的體現。士正人之道即仁道，須自作主宰，因為為仁由己。但士正人之目標不僅在于修身成己，並且要達人成人、仁平易近愛物，故須推己及人會議室出租、博施交流濟眾，是以士正人絕非自了漢，而須經由修身層層外推以及別人和萬物。成己之事本身能完整掌控，成人之時則會受制于種種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內在條件，所以孟子說，“及其勝利則天也”。盡管這般，士正人不僅志于道並且承載道，且以經世為目標，懷有“樂以全國，憂以全國”的高尚任務感。
二、士正人與知識分子之異同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概念源自近代歐洲，意指對社會現實進行批評性探討、思考和反思并為社會規范問題供給解決計劃的公共領域內的權威人士。
據此概念，知識分子對現實須有所保存，而總是傾向于尋求真諦、批評社會，維護基礎價值（感性、不受拘束、正義等），因此與政治權威有種與生俱來的緊張，故被稱作“社會的良知”。知識分子，除了獻身于專業任務之外，同時還必須深入地關懷著平易近眾、社會以致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短長之事，並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出于個人的私利之上。
乍一看來，知識分子與士正人差相仿佛：士正人以“義”為原則從事社會批評和反思，并為解決社會問題采取行動并不懈盡力，如《論語•陽貨》謂：“正人義以為上”，孟子說“格君心之非”，荀子更是主張“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年夜行也。”根據葛蘭西等人的說法，以改變世界為目標的東方現代知識分子正好來源于教學教士、先知和哲學家。american漢學家狄百瑞也提出，就個人心靈不受拘束和超凡魅力而言，士正人有似于猶太先知。杜維明則從道、學、政等幾個層面出發認為，儒家學者兼具教士效能和哲學家感化，是以士正人不僅是文人，並且還是行動著的知識分子。可見，杜維明對士正人的論述較之狄百瑞要恰當得多。無論士正人還是知識分子，都懷孕處此中的復雜的歷史情境和本身的保存處境的問題，這兩方面的差異在很年夜的水平上決定了他們采取怎樣的姿態和戰略剖析和批評社會現實，例如孟子在對待禮等方面之所以有別于共享會議室孔子，與其身處此中的歷史情境和個體保存際遇的分歧有關。盡管這般，士正人從整體上看在中國歷史上構成了一個連續的傳統，而知識分子則是近現代才引進中國的概念。
事實上，士正人與知識分子的區別非常明顯。知識分子從其誕生之初，就是意識形態化的，而士正人則否則，雖然后者能夠也有其政治立場，但具有更強的兼容性和實踐品德。知識分子尋求正義和真諦，此中少數會投身各種運動甚至參加和引領反動。士正人則以道自任，既堅持心靈獨立同時又從道的高度進行社會批評，例如孔、孟、荀對當時社會皆有深入的批評，東漢時期的李膺、陳蕃等人所發起的清議運動、北宋范仲淹等人的政治實踐、明末東林學派之議論等。與知識分子分歧，士正人通過修身來達到政治、品德的有機結合的目標，并借此對社會的方方面產生深入影響。士正人積極參與社會建設，故而不會像多數知識分子那樣必須通過與政治和現實堅持距離來堅守其獨立性，甚至作壁上觀。在社會參與度和整合社會的效能和感化上，士正人年夜年夜超過了知識分子。“君者何瑜伽場地也？能群也”（荀子語），恰是士正人努力于本身置身此中的社群的良序美俗構成才私密空間培養了禮樂文明配合體，這或許是比之于知識分子加倍最基礎的分歧之處。此外，士正人甚至交流可以進進軌制，例如傳統中國的御史和諫官，這與東方知個人空間識分子完整分歧。實際上，士正人的重要感化在于樹立和規范社會次序。
總之，正如孟子所說“正人進修之以道個人空間，欲其自得之也”，士正人以道自任，既獨立于政統，又構成批評性氣力，既不用專門與政治權威敵對，亦無須持一種內在而中立的態度共享空間。所以他們以強烈的進世情懷來推動良序美俗的構成，“執政則美政、鄙人則美俗。”
三、意識形態問題與知識分子、士正人
意識形態與世俗化和感性化有關，是現代性的產物。剛才張薇薇老師所提到的諸神紛爭，恰是對現代意識形態多元格式的一種刻畫。意識形態適逢宗教日漸式微之際而在東方晚期現代化過程中逐漸構成。其間孟德斯鳩、盧梭等思惟家影響宏大：他們建構了以啟蒙感性和世俗化為特征的政治和法令理論體系。啟蒙感性宣佈了歷史的新階段，也構成了現代性最主私密空間要的標志之一。這一切都為意識形態的出現供給了需要條件小樹屋。
在經歷了從特拉西、拿破侖到馬克思，以及卡爾•曼海姆、葛蘭西、阿爾都塞到哈貝馬斯等人的轉換之后，“意識形態”有兩種含義：或許是消極的，或許是中性的、效能性的。但理論家們都認為政治意味濃厚的意識形態依托于巨大敘事，故而難免歪曲歷史，是以，懂得意識形態就必須對其進行檢查和批評。
近代以來部門士人在引進和實踐政治意味濃厚的東方思惟觀念之后，就敏捷轉變為知識分子。從曾國藩、張之洞到嚴復、容閎、康有為、梁啟超，再到陳獨秀、胡適，供給了一條從士正人轉變為知識分子的清楚線索。此一階段各種東方意識形態粉末登家教場，并開始塑造知識分子和平易近眾，從而使中國偏離了固有的士正人傳統。盡管反動與不受拘束主義成為20世紀在中國交互感化的兩年夜主流意識形態，這些“主義”年夜都反傳統，可以追溯到啟蒙感性，盡管這般，但是儒家的倫理、政治和文明觀念從骨子里一向或顯或隱深入地影響著中國人。
各種“主義”雖然是作為解決問題的計劃而被引進中國，但知識分子借此彼此攻駁、并以之為反傳統的利器，而極少對作為意識形態的“主義”自己進行反思。中國在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年夜變局”的同時遂成為各種東方意識形態的殺戮場。由此，種種意識形態的誤植、誤用形成了一系列新問題，最終使意識形態自己也成其為亟需解決的問題之一。意識形態幾乎只關心態度和立場而罔顧其余，這說明意識形態是特定的姿態和行動，而非感性反思。不過，盡管意識形態會帶來種種問題，但現代社會似乎也離不開意識形態，例如對右派、左派的區別，對激進和守舊的分判，對市場和計劃的選擇等。
意識形態自有其效能和感化，又有很是消極后果，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儒家能否一種意識形態？假如將始自漢武帝所確立的以六經為中間的官學系統可被視作意識形態的話，那么儒家只是一種很薄的意識形態。在經歷了晚清以來軌制儒家講座場地的解體之后，儒家已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作為深層的精力結構和禮儀規范存在于人倫日用之間。雖然缺乏了軌制層面的無力支撐，但儒家在平易近間卻有著時隱時現的內在思惟基礎和堅固的集體無意識基礎，由此所構成的精力面向最能體現儒家式天然次序的原初意義。也許可以說，恰是由于遠離了意識形態，儒家才顯出其本真狀態。當前回歸傳統最強勁的動力既非來自官方也非來自學界而是源自平易近間這一事實，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基于此，也許不應強化儒家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面，而應關注使其重要作為社會規范和文明心思的一面。
孟子提出，逃墨必歸于楊，逃楊必歸于儒。以此描寫20世紀中國意識形態變遷的基礎軌跡非常恰當：1949年之后似乎在某種水平上是歸于墨的，80年月以后則歸于楊，這幾年來，也許可說是開始歸于儒了。儒家之道對待百家的態度是“歸，斯受之罷了矣”，即兼收并蓄。知行合一、德才兼備的士正人向來是社會標的目的的引領者，回歸儒家、重建士正人群體對當前社會有著非常積極的感化。japan(日本)學者近藤一成對《宋代的士年夜夫與社會》的研討值得參考。舞蹈教室他認為，宋儒心目中士正人幻想的處世方法是：1.輕財急誼，支援族人、鄉里中的貧困者；2.據理調停族人、鄉里的種種紛爭，不用上訴；3.輕視功名利祿；4.志在性理之學；5.符合禮教；6.若有官職，則作風清廉、秉公辦事。這是從效能上描寫士正人的社會意義。這般，不僅士正人、士年夜夫必將促進社會配合體的構成，並且士正人本身的配合體也會出現，此即歐陽修所說的“正人與正人以同志為朋”。
盡管儒家會以兼收并蓄的方法淡化種種意識形態，但意識形態自己絕非虛假的幻象，相反，因其對權力和平易近眾的把持力，它們經常真實地發揮著感化。但是，在濃厚的意識形態氛圍中，個人或團體一旦被貼上意識形態的標簽就意味著他或它完整被固化了，被從生涯中剝離出來，化作一個政治目標或許政治符號。由此可見，意識形態僅僅是單一而立體化的政管理念，而人自己是活潑潑的，從最基礎上說不成能也不應該被刻板的、僵逝世的標簽所限。是以，當以仁義為本的士正人群體得以重建之時，既是道的回歸，也是人的回歸。孟子曾說“霸者之平易近，驩虞如也；王者之平易近，皞皞如也”，明天看來，只要知識分子強化意識形態的宣傳和把持才幹使霸者之平易近“驩教學場地虞如也”；而王者之平易近既胸懷寬廣又自得其樂，要實現此一目標顯然只能接收一種薄的意識形態，否則“諸神紛爭”后果嚴重。
責任編輯：柳君